徐平的來書在朝中傳開，主張議和的官員便就偃旗息鼓了。關鍵的不是秦亡周這個例子，而是党項祖孫三代叛服不常。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求和只是暫時蟄伏，是被壓服而不是順服，在西北求一時的安定只會迎來更大的動亂。

    趙繼遷叛，德明休養生息幾十年後元昊再叛，党項已經沒有了議和的信用。天都山一戰之後，党項精銳盡喪，元昊又失去了議和的本錢。既沒有信用，又沒有本錢，這種生意怎麼可能做得下去？党項的求和，根本就不是現在的大宋能夠接受的。

    這兩年徐平遠在西北，基本不摻和朝廷事務，在很多官員的眼裡，他還是那個主政三司，一眾宰執老臣之下少壯派官員的領頭人物。這個時候才驀然發現，在朝廷里徐平已經跳出了原來的身份，躋身於整個國家最頂層的決策者中了。

    李迪和呂夷簡一直對戰與和不表明態度，與其說是在等朝中官員爭議的結果，不如說是在等西北徐平的表態。不管是戰是和，還是要看徐平是駐足於天都山之下，還是揮師北上，直取興靈兩州。李迪和呂夷簡如果贊同了和，結果徐平大軍北進，只用幾天功夫就把元昊趕得更遠，和也和不起來。如果要戰，現在的情況，徐平不同意，這仗哪裡打得起來。

    葛懷敏已經用自己的死證明了，三衙將領打仗靠不住。任福又用自己的死，說明了哪怕三衙將領打仗靠得住，也會被豬隊友坑死。現在的三衙諸將，放眼看去，再沒有一個能夠獨當一面。而隴右諸軍的將領，現在誰敢保證把徐平換掉，他們還能打？

    邊帥本來就對蕃邦事務有很大程度上的決策權，對党項的戰與和，首先要問過徐平的意見。這本就是他的職權範圍，不要說李迪和呂夷簡，趙禎在徐平沒有表態前，都不會輕易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政治有政治的規則，官場有官場的通例，當你到了某個地位，你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別人是不敢大包大攬的。哪怕是皇帝，也要遵守這個規則，不然就會面臨手下無人可用的風險。而全用阿諛奉承的奸佞小人，又不符合趙禎的性子。歷史上宋朝官員常用祖宗之法來約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於趙禎當政的時候，他本來就是個主動遵守規則的人。作為皇帝，他願意用有形無形的規則約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書未到京城之前，趙禎冒然地做出戰或者和的決定，不管與徐平的想法一樣不一樣，都是對徐平先前作為的不認同，對他能力的不認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會上章請辭。李迪和呂夷簡更嚴重，與徐平意見相左，可能就遇到一個是自己辭職還是撤掉徐平的問題。這個時候，趙禎的選擇顯而易見。

    大宋的政治規則就是這樣，其他人可盡情地提自己的意見，但在那幾個決策者的小圈子裡，話卻不能夠亂說。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態之後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給樞密院的那一句話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後，隨手寫了一句用快馬送來，不是他完整的意見。這一句話定下了基調，但具體的談判，還是要詳細的內容。皇宰和宰相、樞密要徐平對前線軍力、戰事、未來結果的詳盡分析，有了這些，才能面見契丹使節。

    李迪讓富弼把劉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呂夷簡則用快馬把元昊、契丹的動向，以及朝中官員的爭論發往鎮戎軍，讓徐平儘快以隴右都護府的名義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馬讓沿途馬鋪送往京城，作為最優先的公文，不要遷延時日。馬遞一晝夜五百里，鎮戎軍到京城兩千里多一點，呂夷簡給徐平的時間是十日為限。

    這十天的時間，再沒有官員敢主張議和，要戰到底，徹底消滅党項的言論占了絕對的上風。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殺，一眾中下層官員唱和，讓晏殊非常被動。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只好上章請辭。倒是趙禎溫言挽留，還是讓他做副相。

    最後這場爭論不再局限於對党項的戰與和，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的一眾官員，翻起了舊賬，發展成為對邊疆地區郡縣還是羈縻的大爭論。最後幾乎滿朝文武參與，頗有貞觀四年大唐上下討論要不要讓匈奴內遷的場面。

    在貞觀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北方番胡眾族上一起上的「天可汗」，同意歸順的番胡各族內遷，從軍為大唐藩籬。反對匈奴內遷的魏徵最終落敗，他當年的那句「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最後一語成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