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趙禎終於還是把這句話說了出來。「錢糧雖然確實是國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終究還是以仁義為重。仁義行，天下自治。」

    徐平習慣性地去摸腰間的笏，卻摸了空。才想起進天章閣的時候，趙禎特意吩咐一個小黃門給收了起來，以示今夜不用拘於君臣之禮，可以暢所欲言。

    收回手來，徐平拱手：「陛下，讀聖賢書，尤其是要觀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聖賢本心。孟軻說梁惠王，這裡的利，顯然不是指的錢糧。依梁惠王所問，可知此處之利，是說孟軻見王，能帶來什麼好處。孟軻一介書生，以仁義遊說諸國，又能夠帶去什麼錢糧？此處的利，說錢糧可，說兵甲可，說百姓亦可，凡是利於梁王之國的都可。孟軻之時，當時能夠利於魏國的，難不成今天就不利於本朝？若以這句話說治國不言利，那還以什麼治國？孟軻說『何必曰利？』蓋因當時魏國錢糧充足，兵甲精銳，所缺的只有仁義而已。本朝以仁義治天下，豈可與窮兵黷武的魏國相提而論！若是用這句話來質疑朝廷不當用心於錢糧，豈不是刻舟求劍，泥古不化？」

    趙禎眉頭緊鎖，一時沉默不語。

    現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錢糧？那就不會有三司，更加不會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門了。求錢糧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說出來，更加不能作為朝廷施政的指導綱領。

    趙禎遲疑，不是他不知道錢糧的重要性，而在於一旦把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後果他無法預料。以仁義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號，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錢糧為綱，讓天下的百姓怎麼想？對於朝廷來說，百姓就是用來繳錢糧的？

    漢儒講天命，皇帝受命於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點苦又有什麼？所以在那個時候，一有天變，宰相便就要擔責，代君受過，罷相都算是輕的。與皇帝坐而論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給的？當然就是用來替皇帝受天罰的。相反天下百姓受點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這一套在兩晉就玩不下去了，道佛兩教興起，社會思想陷入混亂。至韓愈提出孟子道統，算是徹底結束了董仲舒的理論，到宋儒別開一派。簡單說，就是藉由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說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這個年代，有天變雖然還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經常要上表請罪，但已經不需要為此擔責了。劉太后時王曾罷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應宮火災，罷免宰相以應天變，真正的理由還是劉太后不滿王曾對他的掣肘，那次罷相已經成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統性的來源，最少要從理論上自洽。哪怕你實際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當一回事，朝廷所宣揚的，還是要以民為本。

    這就是意識形態，既受政治結構左右，又無時無處不在影響著政治行為。

    徐平心裡暗暗嘆了口氣，自己又何嘗不知道這中間的利害？但時間來不及啊，他現在還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納入到現有的意識形態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於徹底改變這種意識形態，別說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來，就是能夠拿出來，沒個幾十年也完善不起來，更加擴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經形成的社會存在來催化產生新的社會意識是一條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沒有他在推動，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動，就要面對既有的政治現實，面對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一個不小心，這種束縛就會把改革捆死。

    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牆，他必須把這一堵牆推倒，才能繼續前行。

    至於去尋找工商業資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裡的工商業散出去，形成一個新的工商業資本集團，作為自己的助力，徐平還沒有那麼天真。

    說商品經濟的有效資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說只要不依賴於土地的產業資本就會推動資本主義了，那是兩碼事。必須從客觀上，工業和商業資本的風險、利潤徹底壓倒農業資本，自動引導資本主動向工商業流動，而不是靠幾個開廠開商店的資本家去推動商品經濟。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問題，是根本行不通的問題。

    只要投資土地還比其他投資更加有利可圖，風險更加小，資本就會從工商業自動流向農業，根本不以幾個人的意志為轉移。這種情況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條商品經濟的鏈條，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