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細雨如煙，這雨就這麼下了一整天。釣上來的魚吃不完，做了魚膾讓幾位年輕官員帶了回去。這幾位尾魚看著不起眼，真要去買還是要花上幾貫錢的。

    眾人盡興而歸，到了州橋的國子監附近，拱手作別。

    徐平帶著劉小乙和幾個莊客緩緩行走在大道上，在如煙如霧的春雨中想著心事。今天金明池的聚會，一是與下層的館閣詞臣聯絡一下感情，再一個就是與范仲淹交換意見。

    政治從來都少不了黨派，無非是關係緊密還是鬆散罷了。大勢所趨，呂夷簡多年把持朝政已經成了靶子，中層官員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形成合力與之對抗，便給了剛入仕途沒多久又有比較高的政治地位的館閣人員機會。范仲淹因緣際會，成了這些人的共主。

    范仲淹並不植私黨，年輕官員聚在他身邊是因為政治觀點相同，也有人是被其個人品格吸引。范仲淹本人，是被推到共主這個位置的。

    而因為三司條例編修所的關係，徐平身邊也聚集了一批年輕官員，兩人身邊的人還有許多重疊。現實情況如此，他們不得不把一些話說清楚。

    徐平的政治觀點不明朗，態度顯得有些曖昧，引起了身邊一些人的不滿。但徐平不打算改變，說白了，不管呂夷簡倒還是不倒，對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沒有什麼影響，為什麼要跳出去做那個惡人？尤其是從前世歷史中知道範仲淹失敗的情況下。

    徐平現在要做的，是藉助三司這個機構，把與經濟有關的社會秩序理順。只要做到了這一點，現在朝政的很多問題就不是問題了。

    理財，卻又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從今天與范仲淹的談話徐平就感覺得到。

    歸根結底還是范仲淹說的那一句話，天下之財有數，在官則不在民，朝廷的財政收入多了，就必定損害了民生。不解決這個問題，與范仲淹思想上的深層衝突就一直存在。在推動大農莊的問題上范仲淹願意先退一步，那是因為這些年來徐平理財的政績，無論是邕州的蔗糖務，還是京城裡三司開的新場務和鋪子，都沒有損害民生，還惠及民生。

    一旦在這一點上出了問題，雙方合作的基礎就不存在了。

    白天在金明池邊，當時徐平很想回答范仲淹一句，勞動才創造價值，一切財富都是基於人類勞動基礎上的。既然勞動可以創造價值，也就可以創造財富，那麼有效勞動力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都可以增加財富。

    在徐平前世這是常識，這個年代卻未必。

    認識到財富可以被創造出來，對於社會發展至關重要，後世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這個根基上。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可以把經濟問題從專注於財富分配中擺脫出來，轉移到擴大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上。

    中國古代的經濟家，理財能臣，都是專注在財富的再分配上。重農抑商如此，抑兼併如此，鹽鐵專營也是如此，主張輕徭薄賦就更是如此。從管仲桑弘羊，到唐朝的理財能臣劉宴，這一思想一直傳承不變。

    他們不能回答財富從哪裡來，政策也就失去了連續性。

    每次財政改革都面臨的「與民爭利」的拷問，思想根源正在這裡。答不出來官方增加的財富來自哪裡，不能明確的說明不是從小民的口裡搶來的，改革都會灰飛煙滅。

    勞動創造價值，這不僅僅是一句話，而是經濟制度的根基，必須要在這一句話的基礎上發展出一整套的理論，才能顯現出這句話的威力。說清楚了財富的生產和增殖，並使之成為社會的共識，就指明了經濟發展的路。不用徐平費盡心思想出什麼賺錢的點子，其他官員就能想出無窮無盡的辦法。他們都是優秀的人才，只是還沒找到路在哪裡。

    現在的徐平卻沒有能力完成這一套理論，不管前世學到的東西，還是這一世對經典的學習，徐平的知識都不成系統。偶爾冒出兩句讓人不明覺厲的話是可以的，系統地闡述一個學術問題卻力有未逮，這是徐平的無奈，有時候覺得自己有心無力。

    回到城裡自己家的小院門前，徐平對劉小乙道：「今天我歇在這裡，你回去告訴家裡一聲，不用等我了。」

    劉小乙應諾，帶著幾個莊客去了。他還要照看城外的酒樓，並不能時時隨在徐平身邊，今天是因為要的個得力的人張羅，才把他叫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