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將官說道：『我記得，用我們的印信，是可以從朝貢國調動一些兵馬的。』

    聽到他的話，鄧子龍低頭略微思索就輕輕搖頭。

    此時明朝在傳統朝貢範圍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條件允許下，即便是哨官這種下級武官，也可以手持印信，在朝貢國家中調集軍隊。

    不過，這個印信，可不是說的他們身上的那些證明武官身份的東西，如令牌好印信一類的東西，而是軍令旗牌，也就是調動軍隊，需要有軍令和調兵令牌，也就是過去所謂的虎符。

    虎符是我國古代用於傳達命令、調兵遣將的兵符，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

    虎符由左右兩半組成，各自的銘文完全相同，右半由朝廷保存，左半則發給統領軍隊的將領，調動軍隊時，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將符兩半相合，方能調兵。

    不過到了大明，已經不講虎符了，而是憑兵部行文和將官令牌調兵。

    如果是在邊鎮調兵，則需要兵部公文和總兵官的令牌，而在內地行省，只是都指揮使大人的調兵令。

    這樣的調兵令牌，其實俞大猷手裡也有，他的職位可是和都指揮使平級，不受東南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

    只是可惜，他們出來可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兒，自然不會把調兵令牌交給他。

    「大人，要不就用我們的印信試試？

    這呂宋所謂的王，都多少年沒去過大明，想來對大明給他們立下的規矩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雖然我們如此行事逾矩，可也是沒辦法的事兒。

    否則，單憑我們這幾條船，根本不可能剿滅林鳳集團，攻占玳瑁城。」

    另一個將官開口說道。

    先前，鄧子龍已經把他的意思都告訴了手下眾將，他們也知道需要由大明攻占玳瑁城。

    雖然不知道這背後有京城那邊的操作，只以為是俞大猷的意思，畢竟剿滅林鳳海盜集團的功勞可不小。

    他們作為軍人，自然也是想要立功獲賞的，自然要想法設法完成任務。

    雖然他們這裡有十條戰船，但是其中一條蜈蚣船是作為傳信工具，聯絡信息用的。

    這邊一旦定下來方案，蜈蚣船馬上就要起航返回大明，把這裡發生的事兒稟報俞大猷得知。

    所以，實際上他們能留下來的戰船，也只有九條。

    至於為什麼不考慮徵用李錦的兩條商船，還是算了吧，他們船上幾乎就沒多少武備，水手也不過百人，留下對戰事沒有什麼意義。

    甚至，為了防備，還要分出人手盯住他們。

    對於海商，特別是那些水手，大明水師是時刻保持著警惕的。

    要知道，大部分船民，當初其實或多或少都參與過倭寇團伙，誰知道其中哪些人和林鳳海盜集團有聯繫。

    到時候要是背後捅上一刀，貌似更危險。

    而且，鄧子龍其實也收到過消息，那就是海上多少還是和海盜有聯繫，畢竟他們要跑船，難免不和海盜遭遇。

    若是一直給人送買路錢，念及細水長流，海盜一般也不會打劫送錢的海商。

    畢竟一旦動手，那就是要死人的。

    能白得物資和銀子，誰又願意拼著身家性命去博這一下。

    這也成為大明所有海商內部的一個潛規則，那就是交好那些海盜，按時交上買路錢，生意才能做得好，財源廣進。

    而這樣的潛規則，一直持續到明末。

    應該說，雖然嘉靖朝的海盜，或者說倭寇很猖獗，但是其實力，終究還是比不過明末大海盜鄭芝龍的。

    在崇禎元年九月，感受到明朝朝廷的一番誠意後，鄭芝龍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諸盜「為己任，歸順了明朝中央政府，詔授為福建巡撫熊文燦手下的「五虎游擊將軍「。

    於是，鄭芝龍坐鎮閩海，為明廷守備沿海以防海盜、倭寇和荷蘭人進攻時，所率部眾就達三萬餘人，各類戰船千餘艘。

    別以為汪直、徐海這些大倭寇實力是不是比鄭芝龍還強大，都有好幾萬人的規模，這個數字其實是虛的。

    因為，十萬之眾的數字，包含不少依附在他們羽翼下的倭寇團伙，他們名義上聽從命令，但更多的時候還是各自為政。

    而其中實力最強大的倭寇也就是汪直，手下真正的嫡系也不過三萬人，和鄭芝龍實力在伯仲之間。

    不過，鄭芝龍的艦隊戰鬥力更強。

    都知道，倭寇擅長陸戰而不擅長海戰，汪直、徐海肆掠的時候，正是東南沿海海防空虛的時候。

    若是當時俞大猷能夠整頓浙江衛所水師，御倭寇於海上，倭亂也未必會那樣蔓延整個大明沿海。

    而鄭芝龍的時代，其部下已經徹底蛻變成海盜集團，強於海戰，陸戰對上疲弱的衛所兵，戰力也是不俗，但也就那樣。

    所以，鄭成功那會兒，帶著數萬軍隊，依舊被滿漢八旗輕易擊敗。

    也就是仗著戰船炮火的犀利，才能讓鄭家偏安一隅，勉強守住台灣。

    至於收復台灣，好吧，那是因為破釜沉舟沒了退路，二就是島上荷蘭人太少，在那個信息傳遞慢和交通限制的年代，慢慢磨死他們。

    而鄭家能打造出這樣的海盜集團，靠的可不是自己走私經商賺取財富，也包括其他海商送上的買路錢。

    要知道，那時候鄭芝龍給每條海船開出的保護費高達三千兩銀子，只要給銀子，就可以獲得他的令旗。

    有了令旗，商船就可以橫行在東亞海域而不用擔心被海盜打劫。

    甚至，就連當時的「海上馬車夫」荷蘭，為了商船在東亞海面上的平安，也得掏銀子從鄭芝龍手裡買令旗。

    有了大筆銀錢的收入，讓鄭家在明末成為東南沿海當之無愧的第一家族，靠的可不是明廷封的官職，而是手下已經膨脹到十萬規模的水師船隊。

    而獲得這一切的根源，則是史書上記載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