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本就是她父親從別人那裡巧取豪奪來的，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

    張天元聽到她這話，笑道：「早於六朝，繪畫已採用花、鳥合而為一的題材。

    傳世作品雖少如寥寥可數，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兩位晉代花鳥畫家；時至唐代，花鳥畫更儼然自成一家。

    文獻中大約載錄了二十名唐代花鳥畫家，邊鸞（活躍於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便是一例，其風格或可視為黃筌畫風的前身。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早期花鳥畫家對唐代陶瓷花鳥紋飾的發展可謂至關重要。

    早於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陶瓷的紋飾中已出現獨立的動植物描寫。

    商周以至漢代，間或也有採用這類題材，但到了唐代，由於人們對自然題材興趣漸濃，所以花鳥也漸以生動和諧的組合，出現於陶瓷乃至織繡品、鏨花金屬器及其他材質的紋飾題材之中。

    湘南沙城銅官窯的彩繪器物，應是最廣泛採用花鳥題材的例子之一。

    該窯址1979 年出土的執壺中，以花鳥為飾者約占七成。

    這些紋飾以鐵褐、銅綠或銅紅各色繪成。

    頗堪玩味的是，沙城銅官窯器物的花鳥紋飾多用鐵褐色細線繪成，較粗的線條則用銅綠或銅紅色描畫。

    這些花鳥紋在胎體所劃細線的襯托下，構成了生動活潑、妙趣橫生的畫面。

    時至宋代，崔白等藝術家長於細筆勾勒，其作品益發生動傳神，這不僅進一步完善了寫生技法，亦使絹本和紙本花鳥畫的發展攀上了新的高峰。

    就此可證諸宣和年間收錄宮廷藏畫的《宣和畫譜》，書中闡述花鳥畫題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

    據畢嘉珍統計，書內引述16 名畫家的作品中，標題有梅者共54 幅。

    據分析，梅花這一題材日益流行，恰好與花鳥畫的興起不謀而合。

    顯然，以花鳥為題的平面和立體作品中，不乏立於盛放梅枝的鳥兒描寫，而這正是本拍品其中一面器腹的紋飾題材。

    北宋徽宗本身是一名卓越的書畫家，亦是翰林畫院的創辦人。

    花鳥畫是他心愛的藝術題材之一，他有幾幅傳世的花鳥畫，其畫工格外細膩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