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徐樹錚後，李諭便來到北大，正巧魯迅過來找《新青年》投稿，兩人便隨便聊了幾句。

    魯迅說：「五四剛發起時，我在家中讀書，沒想到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好在學生竟真的救了國。」

    李諭說：「學生們也是書生，雖然不少學生有些自負，天天吵著『要帶領群眾救中國』，但自古以來不就有書生救國的情節嗎，可以理解。」

    魯迅感慨道：「書生救國？想想被罷免的曹、陸、章幾人，也算當初一起留日的同志，這些昔日的風雲人物，如今都怎麼了？為何改革者到了後來往往再度成為改革的對象？今日的賣國賊，不就是昨日東京的熱血青年嗎？」

    李諭說：「因為革命還沒有結束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是啊，還沒結束，」魯迅嘆道，「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李諭表示贊同：「未來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與賽先生，沒什麼別的辦法。」

    胡適和蔣夢麟這時突然過來，對李諭急切地說：「糟了！蔡校長辭職走了！」

    「走了？」李諭訝道，「為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蔣夢麟說，「校長只留下一句話。」

    「什麼？」李諭問。

    蔣夢麟拿出報紙，指著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話：「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汽可小休。」

    李諭一頭霧水：「什麼意思？」

    蔣夢麟和胡適搖頭道：「我們也不明白。」

    李諭問向魯迅：「周先生，你知道怎麼解釋嗎？」

    魯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搖了搖頭：「蔡校長是前清進士，學問比我好得多，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裡。」

    「我就說你們還是不懂吧！」辜鴻銘拄著文明杖走過來，哼了一聲說，「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東西都看不懂了，還在這講新文化？」

    胡適也顧不上和他頂嘴，用懇求的語氣問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長的意思？」

    辜鴻銘得意地坐了下來，拿起報紙說：「你們聽好了，這句『殺君馬者道旁兒』出自東漢泰山太守應劭所著之《風俗通義》，意思是一匹好馬在周邊人不停地喝彩激勵之下，越跑越快無法控制，最終累死在路邊；至於『民亦勞止，汽可小休』，則取自《毛詩·大雅·民勞》。以之判斷，蔡校長是想表達自己就是那匹馬，雖然贏得無數掌聲，不過已身心疲憊即將致命。」

    「原來如此，」胡適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學古今。」

    辜鴻銘滿意地說：「你們要記住，舊文化也是文化。」

    蔣夢麟說：「蔡校長難道是因為這一個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負？」

    李諭說：「蔡校長一向支持學生運動，或許是感覺到了事態不可控。不管怎樣，咱們趕緊聯合教師們，發電報把他請回來。」

    蔡元培確實感到了一些有心無力。

    五四勝利之後，很多學生過分擴張了要求，要求擁有決定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一旦所求不順，動輒搬出罷課鬧事相要挾；教師要是在紀律或考試上要求嚴格一點，即馬上遭罷課反對。

    罷課似乎成了學生手中威脅校方與教師的法寶。動機變得越來越複雜，一系列極其過分的要求也隨即提出，如要求學校發放春假津貼以補貼旅行費用，學生的活動經費也要學校補貼，免費發給講義等等。

    當「街頭政治」成為流行，熱情越來越多替代理性時，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拋到腦後。

    沒有蔡元培，還真不好管教，必須讓他回來約束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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