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

    第二呢，不是他一個人在這麼搞，不少外省人，以及從廣州等地退出來的商人，也都開始這般經營田地。對他們來說，工商再旺，總是虛的，不購田置產，那還能叫人麼？而要購田置產，現在新朝錢糧分田銀和物銀，梳理得極細。不是自己種，總是難以謀到厚利，那麼想辦法把這田物稅轉給佃戶就是理所當然了。

    即便是轉了田物稅，地價這麼高，田租上再壓壓那些佃戶也是合情合理嘛，反正他們以前沒得田耕就沒得飯吃，現在田地這麼貴，更是沒有活路，再吃些虧，只要能活下去，大多還是要低頭的。

    跟眾多將銀子轉投到田產上的外省人和商人一樣，鐘上位覺得自己比康熙朝時奉公守法得太多。卻沒想到，還是有佃戶跳出來鬧事了。新朝跟康熙朝比，皮面上抹得光鮮，律法也確實寬減了很多，但法網更密。不用他鐘上位活動，那鄧小田聚眾鬧事，已是死路一條，更不用說他還襲擊官差，這可是韶州府今年來少有的大亂。

    所以當那位年輕的觀風使老爺，跟著知縣老爺一同問訊鐘上位時，覺得自己這個受害者還被審問，鐘上位滿心冤屈。

    「小人哪裡是哄騙？他們賣田給小人，小人要他們去官府過契，他們死活不願白契上寫著稅錢他們自理，我收他們六分租，這租子是高了點，但也是他們自願嘛，又不是小人強逼。」

    「年初賣的地，到年中地價漲了三成，他們覺得賣虧了，又來找價。契上分明都寫了，即便要找價，也是越年再找的，這些人就是刁民」

    「為什麼不讓讓？讓了他們，小人其他地讓不讓？其他地都讓了，小人不是虧了麼？小人買這地，難道是為供養他們？地價這般高，小人總得想著自己的本錢吧？」

    鐘上位姿態謙卑，可滿口商道，鄭燮和曲江知縣都沒話說。本朝工商立國，講的就是信和理，就這兩字上說，鐘上位確實沒做錯什麼。

    深查下去，勾結鄉里巡檢，威脅那幫佃戶，收租時在斤兩上作假，還四處行賄，謀求鄉里公局局董，這些小動作是免不了的，也算不上什麼大罪，但凡心性狹冷的地主都是這樣。

    跟著曲江知縣查了幾日，鄧小田事件的起因也基本釐清了，鄭燮就回了韶州府城，向程桂珏匯報。

    「曲江知縣在此事上有督察地方不嚴之過，也只是小節，鐘上位雖有貪吝之行，在田契上哄騙無知小民，但法理上卻難以懲處他。所以整件事情的性質，就是鄧小田因事殺人，蠱惑作亂。」

    程桂珏很利索地下了論斷，當然，這只是他向法司遞交的匯報，此案由法司直管的曲江縣通判管轄，而此時鄧小田還沒抓捕到案，會怎麼宣判還不清楚，程桂珏只是判定此案跟官府作為有多大關係。

    鄭燮很難接受這個結果：「此事官府，鐘上位這地主也，只有鄧小田等佃戶有錯。就殺人之罪而定，這確無爭議。但根底不是鐘上位貪吝，才逼得鄧小田憤起的嗎？」。

    程桂珏嘆氣：「鐘上位雖然貪吝，可於法無罪，要說誰真正逼迫了鄧小田憤起……」

    鄭燮心頭沉重：「那就是外省人和商人推高的地價。」

    程桂珏搖頭，遞給鄭燮一份報紙：「真正要擔責的，是咱們官府，是……今上。」

    鄭燮看著手裡的《正氣》，版首一行大字赫然醒目：《工商食國》

    不僅標題，內容都依稀熟悉，恰似一兩年前，人心大論戰時的舊文翻了出來。唯一不同的是，這篇文章是以事實說話，廣東地價比康熙年間普遍高了三四倍，而糧價卻跌了兩三成。逼得廣東農人紛紛轉種其他作物，由此負擔的田物稅也增加了不少。很多農人不諳新物種法，紛紛賠虧。還有一些作物，比如甘蔗，又因產量過大，蔗價暴跌，也虧賠無數。

    「廣東一省，破家農人累以巨萬，雖拋田產得銀，卻坐吃山空，無謀生之技。外省及本省工商攜銀山而入，不止地價爆漲，百物皆漲。朝廷還頒礦令，更引得巨資買山置野，毀田停耕。此時種種，我輩讀書人早有所見，早有所言，奈何朝廷誓言工商，不論農稼，事到如今，此國去處，又將是何般面目？」

    雖覺此文有些誇大，經了鄧小田一事，鄭燮讀來，也覺不是全無道理，心中更是煩亂。是啊，早就說過，興工商有百害，今上之前能多聽一言，行事謹慎一些，多收束工商，也不至於出現眼前這般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