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成就和損失都可能很大，從而成為一個體制性問題，直到現在，不說錦安，就說亢州，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中，深深打上了這個體制性烙印。錦安市原來是農業市，亢州則是農業縣，都面臨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所以 1978年以來，我們的中心任務和政績考核都是圍繞『農』和『工』來做文章。大體來說，1990 年之前基本是農業為主的時期，1990—1995 年是工農並舉的時期，1995 年以後肯定是要以工為主的時期。從三個產業的構成來看，1991 年以前，第一產業都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50，以後則逐年下降，第二產業在 1995 年開始和第一產業平分秋色，各占國民生產總值 40，以後這個比例還會逐年增加。鐘鳴義這個手法你們說是大躍進也不為過。」

    彭長宜在組織部工作多年，他深深地能體會到樊文良說的這一點。在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的形勢下，亢州的每任書記的施政理念和中心任務都是繼承和創新並舉。歷任市委書記基本是一張藍圖繪到底。而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等一些硬指標，歷任市委書記則是各繪藍圖，各有其理念和主張。

    樊文良的前任書記是亢州本地人，是亢州市任職時間最長的市委書記，比較清廉，作風踏實，重視農業，謹慎，務實，維護亢州利益，不折騰，保守守成的那種，對幹部使用上力度不大。樊文良則是對亢州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任市委書記，也是被後人認為是最有魅力最有效仿價值的市委書記，他繼承了前任「不折騰」的理念，作風穩健、紮實，懂經濟，不追求政績工程，是亢州歷史上首次提出工農並舉，工業立市、工業富市、工業強市的市委書記，同時在農業上，重點抓了農業結構調整。使亢州開始走向強市，並被列入全國首批500強市縣。他在任時另一個對亢州產生深遠影響的就是會使用幹部，幹部搭配合理，每年都會恰當的調整幹部，這樣既能保證幹部隊伍的生命力，又能較好地激發乾部們的積極性，當然，在這一點上，與組織部長王家棟的密切配合分不開。到了鐘鳴義這任，他有些刻意地要在亢州印上自己的印記，儘快消除樊文良的影響，比如下車伊始就免了兩個科級幹部，在他就任市委書記期間，對幹部使用力度很大，能上能下，隨意性較強，幹部們時刻提心弔膽不說，在背後還怨聲載道。鐘鳴義在任期間，在工業上，大辦經濟實體和個體私營經濟，在農業上，推行高產高效的示範園區和小康村的建設。更以急躁冒進著稱，使得他在任期間，亢州經濟損失較大，留下的後遺症較多。圈子思想嚴重，完全背離了前任樊文良的工作思路，使幹部一時難以適應，當然這是後話。

    樊文良說得沒錯，一個地方的發展，一把手是關鍵，因此很多幹部稱地方經濟為「一把手經濟」。而一把手經濟中，關鍵是一把手的發展理念和思路，「理念決定高度，思路決定出路」，大形勢，大方向的把握正確，加上穩健的思路和工作作風，往往能加速一個地方的發展。很多幹部說，工業化是傳統農業區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這是一個總方向，但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無論是發展工農業還是招商引資，急躁冒進，一刀切，一哄而上，要求全部跟進，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慘痛的損失。

    一個地方良好的發展取決於大方向正確，一張藍圖繪到底，這是最能促進一個地方發展的，因為產業和經驗都是需要累積的。但現實往往不是線性發展，其原因有：一是發展階段不同，任務也不同。二是上級領導發展思路一旦變化，縣市里發展思路也要跟著變。三是往往後任否定前任，然後另起藍圖，因為只有發展思路不同才能彰顯自己的政績。這些因素導致每任市委書記中心任務往往不同，使得產業和經驗無法累積，並往往帶來發展的滯後和損失，亢州是這樣，全國各地也是這樣，這不是一人的因素，是體制的必然。

    朱國慶說：「這樣干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將來會有許多債務糾紛，畢竟黨政機關幹部不以搞企業為生，將來肯定會後患無窮。」

    「那是必然的。」樊文良說道：「不但會有債務糾紛，還會滋生更多的腐敗，因為官一旦靠近商，而且是在行政指標的作用下跟商結合，肯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一大堆的問題。但是也沒辦法，省里搞試點，市里搞試點，縣裡也要搞試點，任務指標逐級下壓，並納入考核目標，這一點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