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平定了張昌之亂，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而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

    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占據揚州，並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禦陳恢。

    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是同一年被舉薦做官吏的，二人交情尚可。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

    為了避免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陶侃將長子陶洪、兄子陶臻詣弘送往劉弘，作為人質。劉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併力抵抗陳恢的進攻。劉弘用人不疑，很好地解決陶侃的後顧之憂，他帶著部隊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

    連續擊敗張昌、陳恢等反對勢力，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成為了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多年前在武岡夢生八翅的夢幻就要變成現實。

    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

    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

    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

    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這個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期擔任任江州刺史。雖然「八王之亂」剛剛結束，天下已經大亂，但華軼仍然重視傳統的制度禮儀，又設置儒林祭酒宣揚儒術。華軼在江州甚有聲威和恩澤，豪士都與他結交，深受人民愛戴，因亂而流亡當地的人都投靠他，實力大增。華軼與司馬睿雖然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

    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司馬越拉上了關係，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係，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任命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陶臻也在華軼的軍中擔任參軍。

    隨著華軼與司馬睿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擔憂繼續留在那裡，很難有所作為的，搞不好還會把自己性命搭進去，於是託疾而歸，向陶侃告白「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

    陶侃十分生氣，要求陶臻儘快回到華軼之處，繼續任職「資於事父以事君，背棄華軼，有違忠義，不可。」

    「叔父，我遵從你的意願便是。」陶臻點點頭，表面上答應了。

    這小子一轉背，腳底抹了油，偷偷跑到建康去了，將華軼的軍事布防情況合盤托出，還說奉叔父陶侃之命來投奔琅琊王司馬睿的。

    為此司馬睿大悅，任命陶臻為參軍，加封陶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陶侃迫於壓力，乃與華軼斷絕來往，陶侃陣前倒戈，讓華軼元氣大傷，夏口一失，江州門戶大開。

    當時洛陽經常受漢趙（匈奴人劉淵建立）的軍馬侵擾，民變四起，華軼仍有匡扶天下的志向，派人上貢到洛陽時，仍不失臣節。華軼更向使者說即使洛陽的道路斷絕，也不該改上貢送給琅邪王司馬睿，以表明他是忠於司馬氏中央政權的。

    華軼自以受洛陽朝廷所任命，而晉懷帝尚在洛陽，不肯接受司馬睿的命令，屬下大多都勸諫華軼退一步，與司馬睿合作，華軼堅持己見，沒有採納部下的意見。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亂發生，匈奴貴族劉淵帶兵攻陷了洛陽，擄走了晉懷帝北歸。司空荀藩推舉司馬睿為盟主，於是司馬睿承制改易長吏，但華軼不服從。

    司馬睿找到了出兵的藉口，派左將軍王敦率領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人討伐華軼。華軼派別駕陳雄駐屯彭澤抵抗，自己則領水軍作為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