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三)。在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觀點很鮮明,他強調了政變這種形式的非法性,這關乎到綱常倫理的「普世價值」,他認為「即琿果不道」也應該「待中國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張派兵「聲罪致討」。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認,朝鮮只好派出使團前往登州拜見登萊巡撫袁可立,祈求他代為轉奏辨明原委,實際上在此之前關於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經 12 次做過匯報。
朝鮮使團在當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來到登州城外的廟島。軍門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馬上分付下去:「朝鮮來者勿許入水城門」,並命令對朝鮮船隻「査訪各船格軍軍器,要開數書給,軍器則收貯船中,勿令帶去」。
閒來無事的朝鮮使團書狀官李民宬對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門勝景還做了生動描述:「水城門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門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飛閣據增厓,俯臨滄海,實一勝槩也。」
登州城外的廟島也透著勃勃生機:「峰戀縈於,圍抱左右。其間沙汀橫亘數十里,又有二島浮出其外,若障空補缺者然。其他海嶠之可望者無數,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
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
三天後,軍門袁可立接見了朝鮮國使團。使團「升自東階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遞交國書。
仍命茶,謝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這次見面後,袁可立的態度緩和了許多,更主要的情況是當時明與後金正用兵,明朝國力受限,客觀上也不允許明朝在這件事情上太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