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月里確實起到了穩定廣大農村的作用，可在王朝末年這種效率極差的統治手段就行不通了。

    經過明朝二百多年的發展，在明中期人口大爆發，人口增加土地必定減少，在加上朝廷優待士人的法律，又經過二百多年不斷放大法律中的漏洞，所以明朝南北農村均面臨著經濟崩潰的現狀。

    其實如果明朝皇帝懂一些現代經濟學，就應該知道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加大社會的各種危機，如果這時候處理不好，輕則遺害整個王朝，重則直接會讓王朝走向滅亡。這也是歷史上各個王朝到了中後期，都要進行變法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的王莽、王安石、張居正等等，都是看到這種危機勇於站出來解決問題的人。區別在於王莽與王安石都失敗了，而張居正成功了。當然這三次變法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對社會觸動最小的就是張居正變法，這也是變法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與歷史上那些成功的變法不同，張居正碰到了明朝最不負責任的皇帝萬曆，為了收攏權利打擊張居正餘黨，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盡廢其法，後世很多史學家提出明亡於萬曆是有一定道理的。

    萬曆後期社會各種矛盾已經開始顯現，北方人口增多人均土地減少，同時大批的農田被宗室、士紳瓜分，所有賦稅都壓在數量越來越少的自耕農身上，在加上碰到小冰河時期糧食減產，這才是崇禎初年陝西爆發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

    如果這時候皇帝換上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人，馬上應該調整南北經濟結構，讓受天氣影響較少的南方增產糧食，同時給北方各省減免賦稅，這樣下來完全可以緩解北方的糧食危機。可是偏偏明朝農村鄉紳權利極大，在加上太湖一帶自古就是文風鼎盛之地，也是東林黨的主要發源地，地方官吏出於各種原因與鄉紳勾結，放任當地水田改桑田，這樣固然是增加了收入，可是對全國的經濟形勢沒有半點好處。

    偏偏這時的皇帝是東林黨扶上位的崇禎，當然崇禎的哥哥天啟也是東林黨扶持上位的，可是天啟明白這幫臭老九罵人打擊政敵排除異己是行家裡手，讓他們去管理國家根本不現實，所以天啟雖然給了東林黨權利，但又扶持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出來制衡東林黨。

    正因為天啟的手段，在同樣風雨飄搖的七年中，國家雖然大小問題不斷，但並沒有出現什麼危機王朝生命的問題。

    可是崇禎上位就不同了，直接弄死了魏忠賢，同時又收回了各地的礦監稅監，將國家大小權利都給了東林黨，這下南北農村差異變得更大，北方沒有糧食，南方不種糧食，在加上天災人禍內外矛盾，這個王朝到這地步還不滅亡可真就沒有天理了。

    當然這些知識是趙福祥在後世網上看到的，馬桂蘭不上網，自然沒法看到網上各種噴子互懟，所以馬桂蘭的教材里並沒有寫的這麼深入，只是點出了南北農村存在的問題就是經濟失衡導致的。

    提出問題自然還有解決問題，馬桂蘭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加大農村的控制力度。馬桂蘭認為應該將農村每百戶編為一生產小組，選出一戶擔任小組長，每十個小組成立一個成產大隊，多個大隊成立一個公社。

    趙福祥就是鄉鎮幹部，看到這裡好懸沒笑出聲來，這不就是與後世村民小組、村委會、鄉鎮政府類似的三級機構嗎？

    其實趙福祥不知道這套基層統治機構可不是後世發明的，也不是開國太祖發明的，如果真要找一個發明人，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算是一個。

    中國從西周開始就已經確立了鄉、黨、鄰、里四級農村治理機構，到了秦漢變成鄉、亭、里三級，里正管理一百戶，亭長管理十里，鄉老管理十亭。不過當時因為人口比較少，真正能將這套政策貫徹到底的郡縣很少，大部分農村都是自然生長，如果官府不下來徵稅，一般是無人管理的。

    真正將這套基層組織完善的正是朱元璋，他詳細的規定每級官員都需要幹什麼，一年四季都需要幹什麼，新中國建立後實行的農村三級機構其實與朱元璋搞的那套差不多。不過後世的三級機構可不是花架子，村民小組也不是只有一個里長在撐場面，後世的村民小組除了小組長，還有三到五個選出來的村民代表，他們負責幫助小組長管理日常生產。

    村委會除了村長還有專職的四到五個委員，他們大半都是當地的精英階層，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