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的簡易政務，每一名閣臣幾乎都忙碌於會山會海和數之不盡的各省奏疏之中，而陛下較之於太祖皇帝可以從案牘之中抽身出來，集中精力的編著了《建文大典》。

    這一步，改變了我大明錄官取材的方向，繼而廢除科舉制，取消了官吏之間的身份鴻溝，新的官員不再只是一名進士捧著本《縣令到任須知》就可以走馬擔任的，而是需要一步步從一個基層的公員慢慢升遷。

    這些從底層一步步擢升起來的官員更知民事，施政統轄遊刃有餘，民無怨諸事興。

    一縣興、一府興、一省興、舉國興。

    繼而才有的大盛之日，所以這首問，我大明之盛優於唐宋的，便是制度上的優勢。」

    許不忌說了一句制度優勢，所有人便心中多有感觸。

    國家的興盛衰敗基於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先進與合理，是否具有解決國家、社會、民間隨著時代進步而不停生出的各種的矛盾和籲求。

    如果這個政治制度可以解決這些，亦或者當時不能夠解決，但這個制度具有極其良性的自適應和調節能力，可以花費一定時間以轉變施政方式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層出不窮的籲求及其矛盾，那麼這個政治制度就是極其完美的。

    「我們只有好好審視一下唐之後的遼、金、元、宋四朝的更迭滅亡，才能真正回答好陛下交代的課業。

    在明之前更迭的王朝中，唐朝必是歷史上極其重要的王朝里程碑。

    無論是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科研技術和社會體系及其制度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印記，唐朝滅亡之後，五代十國包括後繼入主中原半壁江山的遼、金其國體和行使統治的大概架構幾乎都在唐朝留下的歷史影響中打圈圈。

    宋朝較之這幾個朝代，算是一隻腳邁出了唐朝留下的盤子。

    唯獨有著極其嚴重區別的，便是唐朝一直在想盡辦法的進行中央集權，宋朝也在進行中央集權。

    兩朝同時中央，卻有根本上的不同。

    唐朝的中央是皇帝一人。

    宋朝的中央就是中央，是皇帝與士大夫階級共存。

    只是皇帝的中央，是將政治制度和統治體系變成皇帝一個人手中的私器。

    而到了宋朝，基於當時的歷史籲求和一些政治上的交互因素，宋太祖和宋太宗定下了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制。

    政治制度和擁有對這個國家行使統治權、治理權的體系變成了公器。

    即位列中央的每一個人都有權觸碰。

    而士大夫階級不可能如皇帝家那般無二，父傳子家天下的搞一輩傳一輩。

    士大夫階級就好比活水一般，隨著科舉的舉行不停的湧入新人和後來者，繼而淘汰掉年邁者。

    等到王荊公變法之前，這柄公器已經從專屬於中央變成了專屬於整個國家的士大夫集團。

    這便是荀孟之變，荊、溫二公兩黨相爭足足持續了近百年之久的禍根。

    每個官員都擁有使用公器的權力，互相之間自然可以進行傷害和討伐。

    這種制度的優點也一樣明顯，基層的官員可以根據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自行施政，而不用整天在『法統』與『道統』兩黨中搖擺不定。

    不用糾結於到底是守政治還是守倫理。

    這一點在《建文大典》政治卷中，陛下寫過兩篇文章，分別是《對王荊公保甲經制研究》與《宋史研究》，將兩宋時期，不同黨派思想之間的衝突展現的淋漓盡致。

    多黨爭執的同時，中下層地方的政務運轉依舊流暢，並且仍舊在恪守基於各地不同的社會複雜情況進行施政，保障了民生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

    這便是為什麼南宋時期經濟、人口、文化及科研水平都在迅猛發展並且超過唐開元盛世的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宋與唐算是各有優弊。」

    緩了一口氣，許不忌潤了口嗓子，繼續說道

    「蒙元國運不足百年，就在於其毫無明確的政治制度。蒙元王朝的官僚體系毫無制度化特徵，完全是以極其野蠻的方式在摧毀原本已經趨於成熟的政治體系，行使專斷且冷酷的統治權，無視社會籲求，迫使各個領域的矛盾在不停累加，直到在矛盾爆發下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