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受益。」

    「那麼，真得有個標準。」

    「在這個標準下，有些變法，是利天下而損一些人；有些變法，是損天下而利一些人。」

    「那麼，這個標準該怎麼算？」

    「我是不怎麼學周禮的，所以這些事就和周禮不同。按照周禮去變法，接近的便好、遠離的便壞。」

    「可按照利去變法，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受損，那麼就算以『利天下』為正確。那麼，又怎麼評價那些是利天下、哪些是名利天下而實損天下呢？」

    「或者說，你們覺得，這些年的變法，利益受損的百姓，從運河到兩廣，所受損者不下五百萬。你們覺得，這些變法，是有利天下的嗎？」

    雖然談利，但大順畢竟還是個講傳統的王朝。哪怕是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最起碼在道理上，那也不能直接說為了充實國庫，而是得說這是符合利於天下的、或者貼近周禮的。

    實際上，大順可能已經沒有機會走「托古改制」的道路了。換句話說，修改儒學經典、亂解周禮制度，從而讓「變法」獲得「貼近聖人」的合法性，已經不太可能了。

    所以，看似劉鈺在談「利」。

    實則，其實是在覺得自己該做的事基本做完了後，詢問一下這些被他潛移默化並不太深的大順官員一些事——是否具備了一種隱約的進步的、或者解放生產力的三觀評價體系，來評價一些事？

    因為，至少就劉鈺這些年做的事，如果想要獲得「正確」，那麼只能依靠唯生產力的評價標準，才能輪得到一個「對」字。

    既不符合復古儒學、不符合周禮制度、不符合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下的天然正確、更不符合之前的儒學體系，那麼，怎麼才能說這些年的變革是「對」而不是「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