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所。」

    在明末的士大夫中，劉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幾個，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經身處末年的人。但是他從儒家傳統學說之中卻找不到治療大明王朝痼疾的靈丹妙藥，最後只能提出一個慎獨，一個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張。

    所謂慎獨，其實就是指望士大夫們通過道德反省，壓制自己的，從而成為一個有良知的君子。劉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們通過這種道德自律，來消除大明官場上那些昏聵、無能、貪腐的官員習氣。

    劉宗周這種指望狼自己變成吃草的羊的幻想，在禮崩樂壞的大明末年其實是行不通的。但是高攀龍等東林領袖被魏忠賢等人迫害致死後，不管是資歷、學術聲望還是個人的人品，東林黨中已經沒人能越過劉宗周了。

    而且東林黨本身就是一個很鬆散的士大夫聯盟，它並不是近代那種組織嚴密的政黨組織。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領袖去世後，東林黨人內部之間也已經開始了分化。

    像顧憲成、高攀龍這些東林領袖，在組建東林黨之前，首先是一方的學術大師。所謂的東林黨，與其說是一個政黨，到不如說更像是一個學派。

    顧、高在世的時候，憑藉他們的學術功底和名望，加上大部分黨人都是他們在東林書院內的學生、師友，其他東林黨人自然是不敢有什麼想法的。但是這兩人去世之後，東林黨這塊招牌就成了無主之物了，東林黨內凡是稍稍有些名望的，無不想把這塊招牌攬在自己懷裡。

    魏忠賢雖然幹掉了朝中大部分東林黨人，但是大明的朝政並沒有因此出現什麼好轉。萬曆四十六年增加的遼餉，每畝加派九厘銀，直到天啟7年也沒有停止。

    在這種情況之下，大明百姓自然怨聲載道。而東林黨人雖然被趕出了朝堂，但他們本身就是各地的地主縉紳，掌握著地方上的輿論。

    在東林黨人的四下宣傳之下，大明國事的敗壞的原因，就是因為朝中閹黨橫行，迫害了正直的東林黨人的緣故，他們全然不顧，這增加遼餉之事，完全是東林黨人執政時加派的事實。

    因此魏忠賢雖然在朝廷上憑藉著皇權，取得了政治鬥爭上的勝利，朝中稍有名望的東林黨人十不存一。但是在民間輿論中，閹黨卻輸的連底褲都掉了，魏忠賢和閹黨成了禍害大明的奸賊了。

    當天啟故去，崇禎上台之後。只要是明眼人都看的出，閹黨失勢乃是必然，而東林黨人返回朝堂，已經成了不可阻擋的大勢。這時候心思活絡的黨人，就開始惦記上了東林黨領袖的這塊招牌了。

    此時成為東林領袖，也就意味著可以藉助之前民間輿論中，東林黨豎立起來的良好形象，在民間輿論的支持下，走上一步登天的政治捷徑。

    陸澄源、王守履等堅守在朝中的東林黨人，對此自然是憂心忡忡。但是他們畢竟在士林中的聲望太小，在東林黨內的資歷也不足，完全不足以對抗那些重新起復後，有著政治野心的東林黨大臣。

    因此催促蕺山先生儘快入京，藉助他的聲望和人品壓制那些心懷異心的黨人，正是制止東林黨內部分裂的最好辦法。

    劉宗周只是微微頷首，並沒有接過陸澄源的話頭，反而溫和的說道：「新皇剛剛登基，正是大有為之際。本黨同仁正該輔助君王，清理朝政，為我大明百姓做點實事，不可一味糾纏於舊事。端本當助我一臂之力，說服京中黨人，放下門戶成見，不可再興黨爭。」

    陸澄源只是微微一愣，就面帶苦笑著說道：「蕺山先生果然仁厚，然而到了今時今日，本黨和閹黨之間仇怨已深。吾黨前輩，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黃尊素、繆昌期、周順昌、周宗建、李應升等諸公那個不是慘死在閹黨手中。

    若是不能掃除，為諸公報仇伸冤，吾等黨人日後有何面目見諸公於九泉之下？更何況古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本』。閹黨今日不過是去了一、二領袖，若是我等就此輕輕放過，恐怕來日朝中，吾黨說不得又要重演諸公故事了。到時我等今日所為，豈不成了東郭故事？

    蕺山先生道德文章海內聞名，本黨同志及天下士林素來仰慕，今日吾黨人心各異，正需先生振臂高呼，端正人心，共擊閹黨，澄清朝堂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