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東林黨內最出色的一批精英完全消耗在了無意義的黨爭之中，只剩下了明哲保身和碌碌無為之輩。

    到了崇禎登基時，雖然東林黨內還有倪元璐、黃道周等後起之秀出現，但是東林黨人已經把主要目標放在了替東林黨翻案，而不是主持大明內政改革上面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歷史，從天啟去世之後，朝中的官員從此便分成了兩派，一派要替東林黨翻案，打壓閹黨餘孽。而另一派則是為閹黨辯解，指責東林黨人黨同伐異。兩派官員輪流更替，朝中爭鬥從此永無寧熄。

    雙方的鬥爭從崇禎朝開始斗到南明結束，甚至於在這些文官投降了滿清之後，還在順治末年搞出了一個南北黨人案。大明最後的人心士氣，就在這永無休止的黨爭中默默的咽下了最後一口氣，華夏文明至此進入了淪落三百年的黑暗期。

    不過在現在的大明，新政改革所帶來的利益，已經壓倒了一部分東林黨人想要爭論的是非黑白。崇禎對於東林黨案採取不爭論，悄悄平反的態度，使得東林黨人無法藉助東林黨案平反的機會煽動朝野，掀起對於閹黨成員的清算案。

    而黃立極的新政改革，又極大的增強了北方士紳的力量，大多數新政政策主要是在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地區進行試點。甚至可以說，北直隸和山東占據了新政實施的半壁江山。

    因為在這兩個地方，朝廷控制的最為全面。而在南方各省，朝廷的聲音始終不如地方士紳的大。

    倪元璐可比黃道周等人清醒多了，這一年的新政推行下來，他立刻看清楚了一件事，東林黨人如果再不改變自己的策略，還汲汲於過往的舊事的話，他們在朝堂上的聲音很快就要邊緣化了。

    雖然東林黨人一直聲稱以魏忠賢為首的反東林黨官員是閹黨，但事實上以魏忠賢為首的官僚太監集團，除了反東林黨的目標是一致的，在其他的政治目標上並不一致。

    魏忠賢本人並沒有什麼政治主張，那些官僚和內侍們之所以集結在他的旗幟下，完全是因為朝中東林黨人對非東林黨官員的打壓，所以他們聯合了深受天啟信任的魏忠賢進行反擊，以試圖自保而已。

    只不過大家都沒想到，天啟初年在朝堂上搞一言堂的東林黨人會這麼不堪一擊而已。東林黨倒下了，新皇登基了，所謂的閹黨首領魏忠賢和崔呈秀，自然也就被這些閹黨餘孽所拋棄了。

    這也是為什麼，崇禎登基之後可以輕易的掌握錦衣衛和宮內宿衛，權勢滔天的九千歲只能乖乖的聽從皇帝的命令去中都守陵了。根本原因就在於，閹黨非黨，這不過是一個因為東林黨人過度壓迫，而暫時聯合起來的政治聯盟而已。

    但是自從黃立極推行新政以來，這些原本鬆散的政治力量，很快就被新政重新結合在了一起。是不是支持新政，成了吏部衡量下級官員能否被提拔的標準。

    以往閹黨依靠權勢和姻親紐帶團結內部成員，一旦首領失去了權勢，這樣的政治團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那些改換門庭的官員，只要沒同其他人結下仇恨，到也還能被勝利者所接納。

    而東林黨人依靠道義和師生關係團結內部，這種關係看起來虛無縹緲，但也比權勢要牢靠一些。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背叛者很難被其他團體所接受。

    現在黃立極以是否支持新政改革來分辨自己的支持者，顯然比東林黨空泛的道義要牢固的多。既然支持新政改革，必然是要打壓舊的利益既得者的。新政實施的時間越長，支持新政的官員身上的標籤就鮮明。

    在這種狀況下，沒有那個官員會輕易的改變門庭。一旦改弦易轍，不但失去了在改革派團體中的位置，也未必能在守舊派中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團體，成員的官職上升，完全是看你是否同魏公公有特殊的親密關係，又或者博得了魏公公的歡心，這種提拔是看不出什麼端倪的。

    在東林黨人的團體中，能不能成為黨人的核心，那要看你的聲望如何。如果只是一個默默無聞之輩，哪怕你才能再高，也不會為黨人所贗服。

    而在有著政治主張的團體內，能不能得到提拔上升，那就要看你的行事是否符合團體的需求。對於宣傳或是實現政治主張有著重大幫助的，自然也就為團體成員所矚目。

    當黃立極不斷的推出新政贏得自己的支持者，而新政實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