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臣，元豐三年上書提及了這個數據），而熙寧十年時，戶部統計天下戶口是一千六百八十萬戶。

    就這還不包括禁軍、廂軍及其家屬，以及散在各地礦冶的礦工、海邊的漁民、行船的商戶、運河的船工。

    你要是一個封建皇帝，看到這些數據，也會兩股戰戰的。

    自然會下意識的限制、打壓。

    諸司的剋剝，權貴們的盤剝，官府的限制。

    都是趙官家們樂於看到的。

    甚至可以說是鼓勵的。

    而偏偏，趙官家們又已經離不開城郭戶們創造的經濟效益。

    元豐七年，戶部統計天下城郭戶給國家貢獻的收入。

    僅僅是諸司這一塊在場務上的收入，就已達到了五百零五萬貫，另外還有布帛九十九萬餘匹（續資治通鑑長篇元豐七年十二記載）（元豐八年，罷市易務、罷堤岸司，這方面收入銳減，只有三百多萬貫）。

    而在商稅方面，這個數字是八百多萬貫。

    此外，城郭戶們還要交免行錢，這又是幾百萬貫。

    大宋的城郭戶用占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數量，貢獻了超過三成的賦稅。

    而其占據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後人看北宋，才會怎麼看怎麼彆扭。

    一邊是工商業快速發展，城市化突飛猛進。

    一邊是宮有制壟斷官營經濟大行其道，趙官家什麼都要管，什麼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員問題的源頭之一，就在這裡。

    於是北宋活像個精神分裂患者，大腦、小腦各自打架，屁股和腦袋各坐一邊。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專製毒菜思維下，這一切就都顯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現在其實也完全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千年的農本思想指導下，所有人面對新的社會形勢，都很茫然。

    新黨的王安石，舊黨的司馬光、呂公著，都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但他們都浮於表面，未能看到問題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時，他們也都忙於黨爭，無暇處理和研究這個問題。

    也幸好他們忙於黨爭，沒有真正將目光投射過來。

    不然，他們就會發現，有個可以吞噬一切的東西，就潛藏在這劇烈的社會變化中，就潛藏在天下越來越多的城郭戶里。

    而趙煦在現代留學十年，看過中外歷史。

    自然知道，這個事情既可以讓大宋中興，國家富強。

    同時一個不好，也可以讓他或者他的子孫摸不著頭腦。

    但……偏偏，只有這唯一的一條活路！

    其他路都是死路、絕路！

    於是，再怎麼不願，他也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