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弟喜讀書，但治國大道非書中所能盡得，書要讀，天下要靠讀書人來治理，但誰來治讀書人？當然是在太監中擇一能者。魏忠賢，不求其私德，但問其公心。從天啟四年到如今，三四年間，國家賦稅增加數百萬年一年。」

    天啟儘量眼大眼睛，對著信王道：「從去年開始，減免三厘田賦，各處少收的田賦減了近二百萬兩一年。然而國用並未受太大影響，仍然在增加。其還是要從工商雜稅著手，打算一年再增加二三百萬，可以徐徐用來修邊牆和練兵。若無忠賢，國用早就不足了！再有，三大殿燒毀，這幾年來，魏忠賢左右騰挪，湊了六百萬兩修三大殿，若無此人，國家哪有這筆銀子來修殿。我堂堂皇明上邦，億萬生民的大國，大朝會用的三大殿都毀損了無錢修補，說出來祖宗心中都不安哪。三殿告成，吾到地下也能見神宗皇帝了……」

    天啟的遺詔後人關注的很多，不過很多人都以為是官樣文章，其實作為一份大明帝國最後一份正式的遺詔，可關注的地方相當的多。

    三大殿的修復是在遺詔上特別提起的事情，這很明顯就是天啟朝的一個樣板工程。

    除了天啟在遺詔里強調的，兵事漸彌，地方安靜，三大殿修復，這都是天啟這幾年的政績工程。

    在萬曆年間三大殿就燒毀了，在原本的基礎上的修復是天啟年間完成的，而在萬曆末年收取的遼餉給北方的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天啟年間，遼餉其實是每畝減少了三厘，原本每畝九厘，天啟年間減到了六厘，減收了一百五十萬兩左右。

    雜項收入，在天啟年間是一百八十萬兩左右，其中房鋪稅和典當酌分，這是向工商業者收取的稅費，此外鹽稅和茶稅，也是比萬曆年間多收了好幾十萬兩。

    而到了崇禎朝，總的稅賦額度差不多，前兩年略有回調，也是崇禎和新上任的大臣知道民間很苦，所以回調了給大家喘口氣。

    到了崇禎二年和四年之間，收入又重新上來了，因為大量的農民造反，各處興軍，崇禎二年被女真人入侵，戰後一片瘡痍，要修城重建，另外還要整編兵馬，用錢的地方太多，所以崇禎二年之後又將收入回調。

    但回調的收入雜項收入和鹽茶稅都減少了，而農田賦稅則大為增加，從天啟後期的每畝六厘增加到了十二厘，對百姓來說，可謂盤剝更重。

    後人說的崇禎年不收工商稅當然是鬼扯，可是幅度大為減少，也確實是事實。

    到後來剿餉和練餉加征，三餉一年增收兩千萬，朝廷用度開銷還是不足，薊遼宣大等鎮一年哪能得了這麼多錢？

    大量的開銷被貪污和浪費了，崇禎的治國無能，在這一點上就無有可推辭的地方！

    信王對兄長的話，幾乎一點兒也聽不進去！

    對一個篤信儒家學說，相信名君賢臣模式的親王來說，大明帝國家傳的治國心術是根本沒有什麼參悟，而且信王的天份不好，脾氣又固執，性格有些偏激，所以在此時根本無從體會兄長的良苦用心。

    外朝用文官，這沒有問題，但內廷的皇權怎麼用，皇帝的意志怎麼體現，這其中是有大學問的。

    帝王之道，術法理要並用，所謂獨尊儒術從來就沒有過，那是在民間哄傻子的說法。其實漢宣帝的話才是真實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這才是一千多年來的真相，純儒治國，以前沒有過，以後當然也不會有。

    大明皇帝的皇權延伸，就是用太監，太監寄居皇權之上，用司禮監和御馬監，還有廠衛的力量來制衡文官。

    否則不說別的，大禮議時期，嘉靖皇帝拿什麼來制衡那幾百個在宮門口鬧事的文官，拿什麼來壓制楊廷和？

    以天啟年間的情形來說，皇帝對文官之間的傾軋相當不滿，對言官的訓斥曾有多次，此輩滿口大道理，卻總是淪為黨爭工具，滿紙荒唐言無實物，天啟大為不滿。而就國事而言，東林黨人比楚黨浙黨齊黨又強在哪裡？卻每天糾纏黨爭之事，天啟對他們的不滿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

    用魏忠賢將此輩一掃而空，就是皇帝情緒化的體現，這事天子也有失分，就是做的太過火了一些，沒有留下一些制衡閹黨的力量。

    到目前來說，魏忠賢掌握的權力畢竟太大，在內廷和外朝，魏忠賢都掌握了過多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