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便要將誰一棍子打死，永遠都翻不了身。很多官員也到現在才明白，呂相之前的沉默不是縱容，而是積聚力量搜集罪證，再為今日做準備。

    這十大罪之嚴重，放在誰的頭上都會驚慌失措。然而，遭受了彈劾的嚴正肅和方敦孺二人似乎早知道這一切會來，他們依舊保持著鎮定。雖然從他們的眼神之中，人們也看到了一絲惶恐也緊張，但在行為舉止上，他們沒有表現的太慌亂。

    在滿朝文武都在等著皇上的決定，等著此事的進一步的進展時。嚴正肅和方敦孺聯名寫了一封文章，文章沒有呈交皇上，也沒有交給有司，而是以一張巨大的白紙書寫，張貼在崇政殿大殿入口處的廊柱之間。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答十罪疏並眾官之劾書》。文章不過數百字，但卻精煉有度，言簡意賅。文章歷數嚴方二人行事的原則立場，心路歷程。引經據典，通今博古，文采斐然。這正是方敦孺的手筆，作為當世大儒，述著等身之人，他的文章功底冠絕大周。

    此文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眾人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吾二人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吾等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眾人實責吾二人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我等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吾等之所敢知。」

    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我們所爭論的一般都是名實之爭。有些立場不同所以結論也不同。你們指責我們侵犯了官員的職權，惹事生非製造事端，聚斂錢財與民爭利，拒不接受反對意見，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們則認為遵從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開討論和修訂法令制度，責成有關部門官吏去執行，這不是侵犯官權；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來興辦好事，革除弊端，這不是惹事生非；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是搜括錢財；抨擊荒謬言論，責難奸佞小人，這不是拒聽意見。至於怨恨和誹謗如此眾多，那是早就預知它會這樣的。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大多把不關心國事，附和世俗之見以討好眾人為得計。皇上卻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我們不去考慮反對的人有多少，願意竭力協助皇上來對抗他們，那眾多的反對者怎會不對我們氣勢洶洶呢？商王盤庚遷都時，連百姓都埋怨，還不僅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盤庚並不因為有人埋怨反對的緣故而改變計劃，這是因為遷都是經過周密考慮後的行動，是正確的而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改悔的緣故。假如你們責備我們占據高位已久，沒有能協助皇上大有作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澤，那我們願意承認錯誤；如果你們告訴我們說現在應當什麼事也別干，只要墨守從前的老規矩就行，那就不是我們所敢領教的了。

    這篇文章雖然不長，言辭也並不激烈，但卻在委婉之中透露著鋒芒。將所有對於新法和嚴正肅和方敦孺二人的指謫一一駁斥，通篇洋溢著一種我自巋然不動，行事無愧於心，無愧於朝廷的氣度。對比之前吳春來等人的《十罪疏》，可謂高下立判，氣度迥異。

    嚴正肅和方敦孺並沒有用向皇上郭衝上書辯解的形式來為自己辯解，他們知道，現在皇上所承受的壓力一定極為巨大。那《十罪疏》乃呂中天在後方坐鎮，吳春來等數十名官員打衝鋒的彈劾，郭沖不得不考慮其份量。倘若此時針鋒相對，也一樣去寫一篇辯駁反駁的奏議上書，皇上承受的壓力會更大，會更加的難以抉擇。

    與其如此，不如不要給皇上壓力，以這種形式來對群臣進行規勸和解釋，以剖析內心的方式來讓一些官員明白自己兩人在做什麼，在想什麼，是否真如《十罪疏》所言的那般不堪。這種委婉的作法或許會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嚴正肅和方敦孺心裡也明白，這一次是關鍵之中的關鍵，如果不能抵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