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只是當下的問題，只不過隨著局勢進入開元新朝，這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大唐初年，通過一系列的對外征戰與開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羈縻體系，諸胡皆臣服於大唐天威之下，歲貢不斷。

    但當年的大唐開邊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為了確保國土疆域的完整與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國土的安全。

    在確保這一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大唐對於邊疆諸胡的態度便不失包容，並不強求盡並其地、盡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觸犯大唐的利益、威脅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羈縻為主，給予那些邊胡足夠的生存空間與自主能力。

    而且當年剛剛經歷隋末亂世不久，天下諸州仍然不失荒涼。像高宗年間攻滅高句麗後，陸續將幾十萬高句麗遺民向內遷置。

    可是如今，大唐對外的軍事行動除了確保自身邊境安全、鞏固已有領土之外，還有著更進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對新的土地與人口的獲取。

    如此一來，原本諸胡自主性極強的羈縻統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統、徹底的消化這些邊地與人口，才能以此作為動力繼續向前推動開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風俗、同教化之類的措施，過去數年大唐也一直在執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編戶，收復青海後乾脆在海東設立州縣直接統治等等。

    但類似的事項推進的卻並不怎麼順利，甚至可以說是阻礙不斷、見效頗微。

    這當中自然有諸胡卑民不近中國人情、不通中國制度的緣故，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宋璟所說諸胡酋首宗主等之類的存在。

    諸胡雖然社會結構簡單，並不像大唐這樣擁有著完整的規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則必有組織，那些胡酋宗主便是這些組織中的控制者與得益者。

    人是一種高度依賴環境的社會動物，其習慣性雖然強烈，但適應變化的能力同樣不差。隨著生活環境發生改變，自然而然會做出生活方式的變化，畢竟不能順勢而變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這些胡人一個個知書達禮、滿腹經綸，僅僅只是讓他們明白律令禁止、恭順生活，難度其實並不大。聽不懂道理，總能認得清刀劍。

    畢竟時下諸胡族裔雖然眾多，但若說太強烈的民族情結、那是真的沒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閡也沒有後世那樣強大，更不存在人權之類的糾紛。一群亡國滅族之餘種，還能保住一條小命，已經是莫大的恩惠。

    如果說諸胡歸化存在什麼疑難困阻，那就是太把他們當個人了，認為他們能夠接受恩義感召、有明確的利弊判斷，所以往往在頒行各種歸化政令時不得要領。

    宋璟說那些胡酋宗主們圈民為畜，看起來雖然略顯刻薄，但事實正是如此。

    諸胡並無完善的典章法度，其統治是建立在絕對的人身控制這一基礎上的，所以需要高度的聚集才能維持其統治。

    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編戶伊始，曾經有一個怪現象發生，朝廷派遣的官員在完成編戶、劃授耕牧區域之後不久，六州降戶們卻遲遲不肯散去。

    他們並不是敢於抗命不遵，而是因為擔心散開之後，或會被當作逃奴逮捕，徹底的淪為奴隸。部族中針對逃奴的處罰可是極為嚴重的，哪怕是在游徙過程中，只要膽敢越過警戒的防線，輕則割耳割鼻等肉刑，重則性命難保。

    雖然大唐也有防備流民逃戶的各種律令，但無論是防備的範圍還是懲戒的力度都要比諸胡寬容得多。甚至在遇上一些人力難阻的天災時，除了各種賑濟的措施，還會主動開放州縣關防，讓民間能夠覓食求活。

    人身上高度的依附性也讓這些胡民們習慣了對宗主酋長們的無私獻給，之前順州有盜賣庫物案，有胡人州官將一整個官倉庫物都入市販賣。

    結果最後一調查，這些庫物本來應該是發放給那些已經完成編戶的羌民生產安家，但那些羌人根本不去領取，便直接奉獻給了原本的酋長。

    如果說這些胡人主動的獻給還可以歸咎為積俗難改、讓人怒其不爭，那胡酋們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主動去蔭庇胡部人口的行為就更加的數不勝數了。

    人在乍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膽怯是必然，下意識會對熟悉的人事心生好感與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