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高長松在和孔令東爭執時所說的那樣，這涉及到村上的資產，不能由你鎮上一句話就抵給村里，紅旗村和東方村拿著這個酒廠沒用，這本來也不是村上的企業，而是鎮上的企業，兩個村也沒有這個能耐來經營這個酒廠。

    但鬧歸鬧，下級服從上級，最終還是抵給了兩個村，自然而然兩個村多年積欠下來的征地補償款和租地款也就變成股權，這讓兩個村的兩委都是氣憤難平卻又無可奈何。

    現在酒廠還欠外面糧食款、電費、煤款接近八十萬元，這筆欠款鄉工業公司同意承擔，但是表示目前還只能欠著，沒錢來支付這些欠款。

    見高柏山對自己的話並沒有太在意，沙正陽也就不再多言。

    他知道這種事情肯定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人家也不會輕易相信自己所言，甚至連自己也沒有多少把握，只是有那麼一個想法而已。

    話題重新回到了關於甄選幾名在帶領群眾致富的共產黨員代表上來，高柏山要比高長松好說話得多，兩個人討論了一陣，總算是選出了那麼兩三個合適的人選。

    比如紅旗五組的黨員董秋堂自己開了一個苗圃養花草，然後把種花技術交給周圍幾戶鄰居，現在幾個鄰居都跟著他種花，而且還跟著他一道去市裡邊幫著搞綠化掙錢。

    沙正陽覺得這個典型很不錯，自己有一手種植花草技術，但是卻沒有敝帚自珍，而是帶動周圍鄰居一道致富，尤其是有一家還是殘疾人，為此原本家裡一貧如洗，去年居然買上了電視機和洗衣機，這個事例很有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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