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有一定程度的恢復，才能支撐後續縱深更為廣泛的作戰需求。

    要不然的話，一切糧秣物資都從荊湖及江淮調運，橫跨整個河淮、河東以及關陝地區，支撐大軍殺入陰山南北以及隴右、河西，代價過高不說，不確定性因素也極多。

    恢復對新收復地的統治，司空府大部分人都主張遵循舊制，最多在傳統的路司基礎之上，普遍設立統攬全局的制置安撫使，以便能更快的恢復地方統治及生產。

    大越立朝之初，也是承襲前朝舊制，將全國分為十三道，之後又改為兩京十道，後續廢道制改為路制，陸陸續續將始定天下的十五路，增設至天宣年間的天下二十四路。

    雖說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範了地方擅權割據的可能，但同時也將相對前朝原本就狹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對地方制衡也太過了，行政效率極其低效。

    這些年來，大越看似實行了路、州、縣三級行政結構，但對路司權力限制太過，除了路一級四大監司機構之間相互制衡外，對所轄州縣的管理、統制權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樞基本上還直接插手州一級的軍政事務。

    現在就算各地普遍設立制置安撫使，也很難實現真正的三級行政統治結構。

    徐懷後續一定會繼續推進工造體系的大發展，新的生產模式，以及後續將陸續貫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體系，將令中樞對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強。

    倘若還繼續實施切割一方、過度壓制地方集權的舊制，就不合時宜了。

    徐懷想著在新收復地，先一步到位實施有利地方集權的行省制。

    這也是為帝國將來更大疆域的擴張做準備。

    行省制也並非徐懷完全空想。

    早在魏晉時期，中樞執掌尚書省、中書省或門下省的重臣出鎮地方，會在地方設立行尚書省（台）等機構總攬一地軍政事務。

    隋朝初年甚至短暫的設立過淮南行台省。

    徐懷計劃將京東東路及京東西路大部置齊魯行省，省治淄州臨淄；將河東路改置河東行省，省治太原；將原陝西五路並置陝西行省，省治京兆府萬年縣（今西安）；將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復的燕州、薊州等故地，也都併入河北行營管轄，治燕州府淅津縣。

    同時徐懷還計劃將河洛、京西、京南行營轄區，與南陽、汝蔡等地合併一個大的河南行省，歸司空府直轄，治南陽府泌陽縣——而京荊路撤消之後，荊州及南蔡等州縣，重歸荊湖北路。

    江淮、荊湖等地暫時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不過，除了齊魯行省所轄的京東東路及京東西部大部分地區受戰爭摧殘極其嚴重，亟急一個強有力的行省機構推動地方生產恢復外，河北、河東以及陝西，還將同時承擔後續主要的作戰重任，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省機制，統轄轄區的軍事資源。

    而汝蔡、南陽以及河洛、京西及京南地區，原本就是司空府的根基所在，合併設立一個大的河南行省，與新設立的河北、河東、齊魯及陝西行省歸由司空府直轄，在世人看來都是徐懷加強司空府集權、加快禪讓進程的一個關鍵步驟而已。

    行省依舊設立制置安撫使、轉運使及提刑使分掌軍事、民政及刑獄等事，看似跟舊制沒有太大的區別，遇大事仍然需要三使會商，但行省三司可以依照律令自行決策地方事務，不需要請示中樞。

    除了州縣主政官員仍然由中樞直接任命、實期進行輪調外，其他官吏的選拔與任命以及調動，都可以由上級機構負責決定。

    四大行省設立之後，主要軍政官員的任命，不僅決定後續的戰事安排，還將在一定程度決定帝國後續的權力格局。

    目前韓時良率徐州行營主力在收復京東東路絕大部分城池之後，此時駐留在齊州、淄州休整，自然是齊魯行省制置安撫使的最佳人選——徐懷也希望使韓時良率龍武軍治理齊魯行省以表示對他及韓氏的信任。

    「時良雖年近六旬，但猶有統兵征戰之能，願為使相效開疆辟域之勞，而非碌碌無為徒居高位，」大帳之中，韓時良坐於徐懷的左首，聲音沉鬱的說道，「而時良效命司空府之初衷，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附驥尾而致千里也，請使相賜時良開闢疆土之榮名也……」